由财政部和文化部拿出一亿多元的巨资，搞了一个项目：“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日前经过评审，有92件作品入选（另有17件作品待定）。算一算：一副作品平均耗资竟达近100万元！对此，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上海画院院长施大畏先生说了：本次活动的意义不仅促进了重大题材作品的创作，更重要的是倡导了国家收藏当代优秀艺术作品的理念。将一次耗费公款收藏包括自己在内的作品的政府采购行为，夸得那么大、拔得那么高，无非就是希望这样的好事儿来得更多一些，最好能制度化、常规化。

    施副主席对媒体记者说：现在的艺术家完全被市场牵着鼻子走，他没有被牵着走。他因为参加了这项光荣的工作而使自己和自己儿子的艺术实力有了一次检验，让自己和自己儿子的创作更上一层楼——施大畏和他的儿子施晓颉共同创作的《皖南事变》入选了。他认为国家应该用公款收购当代艺术家的作品，因为晚了就收不到好的了，最好设一个专项资金对这些画家进行资助，就能使其安心创作。国家各个级别的美术馆和博物馆，每年都有各自的收藏经费，目前的经费使用，如施大畏先生所说：“大部分都是收藏古代、近代或者现代艺术家的艺术品，很少用于收藏当代艺术家的作品。”

国家重大历史题材可以入画，犹如唐太宗让阎立本把文成公主入藏的情景画下来一样——阎立本当时其实就是类似新华社的摄影记者一样，是记录实况的。现在这画成了经典。但是阎立本绝不敢让唐太宗把这幅画买下来，也不敢要经费、设立专项资金。

看了施副主席的“安心说”，我感兴趣的是：一个画画儿的，要有多少钱才能安他的心？靠这样安心的画家还能画画吗？还有，国家设专项资金进行政府采购，100来万搞（不是简单的买）一幅画儿，两会代表知道不知道？现在进行文化体制改革，就是要把国家过去包养起来的文化单位和文化人推向市场，您怎么还往国家财政身上背包袱？花那么多钱搞这个工程，谁能保证入选的都是优秀作品？连基本的回避制都没有，有的裁判员也是运动员，比如作为评委之一的施大畏和他儿子施晓颉共同创作的入选作品《皖南事变》，我看就是很空洞的、对历史很肤浅地概念化表现的作品，扁平的画面上，没有任何实质内容和情感，远不如施大畏当年的成名作《我要向毛主席报告》充满真诚和激情。

我同样感兴趣的还有：那些由国家财政包养着的各级画院的画工们，有多少人参加了这次“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你是吃财政的画工，为什么还要由国家购买你的作品？国家可不可以包养画工？当然可以！只要对其岗位职能定位明确，由国家即纳税人包养画工是“必须的”。由国家包养的画工，犹如过去的内廷供奉、宫廷画师，你只有向朝廷无偿奉献画作的职责，而没有让朝廷购买的权利。当然了，咱别跟万恶的旧社会比，现在画院的画工和政府代表的纳税人，双方说一个数，每年有多少是无偿奉献的，剩余的你爱卖就卖，不卖就自个儿留着。

那么，请一般读者即民众想想：你们拿税收包养着的各级画院的画工们对你们有过什么作用吗？你们感到过他们是由你们包养着的那种存在吗？他们从财政拿经费、占着好地段、好房子，享受着一定的待遇，但他们向所在的城市贡献过什么？他们自己画画自己卖，国家给他们一个创作任务还要由国家出巨资购买收藏。收藏了他们不一定优秀的作品还要有地方、有经费、有人去保管，国家花钱买了他们的作品，就像痦子长在纳税人身上了一样，成为纳税人即国家的长期负担。

有关中国的画院体制，我是外行，有内行早就提出来了。吴冠中先生也早就批评过：它是一本烂账！我只是借着施副主席的话在这儿重提一下而已。如今搞文化体制改革，其实最最应该改的，最应该首先改的，就是包括施副主席任院长的上海画院以及全国的各级画院。画工们应该走向市场，他们也有能力和本钱走向市场。作为一个市场的画工或画匠，才是真正的画家。由国家包养着的，都是画工。我希望两会代表能关注到中国的文化体制改革，尤其关注到中国的画院改革，把它革掉，给让所有的画工都成功地转型为令人尊敬的画家。

国家美术馆和博物馆的收藏是保护性地收藏，当代艺术家的作品流向市场是艺术品最好的生存方式，是艺术品真正服务社会的最佳方式。让艺术品佳作躺在美术馆的仓库里远不如让它在市场上流通；让平庸的艺术品享受藏在美术馆仓库里的待遇，是典型的腐败！艺术品刚从画室里出来，就被国家收藏，然后永不见天日，绝非艺术家和艺术之福。只有经过了一定时间的市场流通和检验，经过了历史的鉴定，才能判断哪些作品该不该由国家各级美术馆和博物馆保护性地收藏，现在刚画出来就急猴猴地让国家出钱收藏，你不怕人怀疑你洗钱啊？○许石林